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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8 14:20:5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日本人喜爱哭穷 中国人喜爱炫富
中国人在韩国消费是日本人的两倍
日本《巨龙新闻》报道:日本是世界知名经济大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00万多亿日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00万日元以上。 这些数字显示,无论从哪方面看,日本都是个富裕国家。但北京人的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一万美金。说“日本人和北京人富得流油”,一点也不为过。
曾和日本人有长达十年交往的张女士在国内刊物上撰文介绍了日本人的生活情况,在她看来,富得流油的日本人,不但生活十分节俭,甚至还让人觉得有点“寒酸”“抠门”;而财大气粗的中国人确实显得太豪阔。
从饭桌上就能看出日本人的“小气”
张女士在日本一家新闻媒体进修时,负责对进修人员进行指导的高野每次发给大家的讲稿提纲总是用已经过时的新闻稿的背面打印的,从来不用未使用过的纸。日本许多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发给新闻单位的新闻稿和相关资料,基本上都是双面复印的。
日本人的抠门从几件小事中可见一斑。一是日本人在吃饭上也“很抠”。在日本,绝大多数企业没有职工食堂,企业职工自带午饭上班。她进修的那家日本新闻机构,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职工是带饭盒上班的。除上班族外,中小学生外出郊游,或者离校举行其他活动需要在外面吃午饭的,也带饭盒。因此,在一些旅游观光地,经常会看到许多日本人坐在那里吃盒饭。据说,在日本人家里,剩下的饭菜都要在下一顿加热后继续食用。
二是日本人办公楼比较穷酸。在日本,最好的建筑物是学校,而不是政府 办公楼。在东京,虽然豪华、漂亮的写字楼到处可见,各种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可是,日本政府各部门依然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旧楼里。除了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几个重要部门,其他省、府大多是几个部门挤在一栋楼里,名曰:“共同厅舍”。
在办公楼里,走廊上摆满了各种文件柜,有的地方还放着复印机,而傍边放着用过一面的复印纸,意思是你还可以在反过来用一次。在一般情况下,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有几十个工作人员。桌子一张挨一张,椅子几乎背靠背。桌子也不大,除了堆积的文件资料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外,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在这样拥挤的办公室里,还要辟出一个角落作为接待来访的会客室。
还有一件小事,看来不值一提,却也发人深省。在日本,大部分写字楼的卫生间都有擦手纸。这些纸虽可以随便使用,但却没有人随意浪费。很多人洗手后把手上的水甩掉再用纸擦。
日本人可能“有病”,再富也看不出来。有一回,我跟一位日本的高利贷公司武富士的老板吃饭,他把吃剩下的面条,恭敬地对秘书说:“实在对不起,我胃口小,你帮吃下吧!”这在中国叫侮辱人呀!
和日本人的“抠门”相反,中国人倒处处显得豪阔。虽然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均GDP也已达到达到三千多美元,但还是不能与经济大国比,当然更不可能同日本这样“世界排名的大富”的相比了。但我们的同胞在海外却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豪阔。
据介绍,中国的旅游团在欧美的消费水平之高,常令那些国家的老百姓惊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太富了!在高级商场里,中国游客出手的大方,也让外国人大吃一惊。一次在日本,一支30人的中国旅游团,在一个高级名牌店就撂下一千多万日元。所以,日本秋叶原电器街打出“热烈欢迎最敢消费的中国人”的横幅,现在中国人只要一到,日本人马上毕恭毕敬地走上来,低下头弯下腰为“大气豪阔”的中国贵宾服务。
更让外国人开眼界的是,有些中国留学生一到外国就买豪宅,动辄几十万美元,还大多是一次性付款。
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到之处,不少最豪华、最气派的建筑物,不是学校,不是医院,甚至也不是当地着名的大企业,而是政府的办公大楼,甚至超过美国白宫。
江苏苏北一个贫困县,在群众刚刚摘掉“贫困帽”之后,就把旧办公楼卖掉,花巨资在县城建起了豪华办公楼,加上教育局等七个单位新砌的“府门”,形成一条几里路长的“官府新街”。在这里,仅县教育局长的办公室就达六十多平方米,里面还设有休息室和卫生间。后来,有关部门查处了有关责任人。但这股卖旧楼、建新厦之风不但没有刹住,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另外,在下一代身上,也传出令人不安的信息。这些年,“小皇帝”成了中国社会上特殊的一族。一家几代人侍候一个“小皇帝”,从小就把他们弄得晕乎乎的,真以为自己是从天而降的“天使”。别的不说,有的零花钱就远远超过生活费。过年的“压岁钱”,也从几元、几十元、几百元涨到几千元。
最近,张女士所在单位在北京举办“小作家培训班”。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神童”,让老作家们吃惊的不是超人的才华,而是惊人的浪费。雪白的大馒头有的咬了一口就扔掉,吃着鱼肉嚷着要海鲜。有些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节约”。这种骄而奢的状况,过去在和日本孩子共同举办的夏令营等活动中,我的好友孙云晓就写文早就暴露过,只不过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罢了。
日本人这种富而不奢的品德,是值得尊敬的。这是一个民族自强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强大并不断保持发展势头的内在动力。日本人只用那么短的时间就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并很快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其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民风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历来主张吸收外国有益的经验,当然也不妨把日本人的这种节俭精神“拿来”,为我所用。
不应该忘记的是,中国还只是一个刚刚起步奔小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就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真的建成全面小康,实现了现代化,也仍然要兢兢业业过日子,仍然要艰苦奋斗。
隐忍的日本人
记者:日本这次地震加海啸加核泄露事件,让中国人再一次聚焦日本,日本国民的冷静、秩序、隐忍震撼着我们很多的国人,也让中国人深感远远不了解这个离自己最近的邻居,作为80年代即留学日本,后又和日本政府打了近二十年细菌战官司的人,怎样看日本引起的中国人惊讶、敬佩、疑惑交织的复杂情感?
王选:虽然我和日本交往很多,但这次地震还是让我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一刹那间就会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对日本来说,自然界是不定的,无常的。日本人的宿命论也许就是这么来的。日本人会自动的去想象并讨论日本列岛的沉没,过去我觉得是日本人过于担忧,现在觉得是有根源的。靠海而生造就日本人“船上人的性格”,人生的漂浮性、流动性,随船走,不贪浮财。
日本人还常常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丸”在日语里就是船的意思。船上的人是在海上活动的,分工明确,同生共死,要想打到更多更大的鱼,就要冒风险。经常发生的地震,也影响了日本的生活方式。
一位日本朋友到日本我家的住处,瞅着书架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书,问道:“要是地震了怎么办?”,可真是,我怎么一点没想到。八十年代刚到日本的中国人往往会觉得奇怪,经济大国日本人屋子里的家具怎么那么简单,还又轻巧。所以日本人发明了很多袖珍的,便于随身携带的用具。
应该说无法改变的自然的无常性,会使生存其中的日本人的性格生成某些特征。
记者:一个中国记者去采访一个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家园和所有的一切,但老人脸上没有悲痛,而始终有微笑,这是中国记者所不能理解的。老人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被西方人称作的“日本式的微笑”,Japanese Smile?这是不是日本人的一种集体表情?
王选: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经历这么大的灾难,心里都会是很悲痛的,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日本社会文化不鼓励人感情外露,喜形于色。比方说,我们看到日本电影里演员的感情表达会很节制,比如高仓健,话憋在嘴里,泪是收回去的。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的表达就比较放开,也比较放松。但是高仓健在中国也很有人气,他收敛的表情还是把想表达的都表达了。在日本,“沉默是金”,“雄辩”一不小心的话,有可能成为缺点。话越少越好,敛而不露,特别是男人。在日本,最受喜欢的品性也许就是“majime”,即忠厚、老实、认真的意思,有时候还包含刻苦的意思。最受赞许的也许就是“节制”,甚至于表情、话语。
全世界的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法国人的性情都是有各自的特征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所谓Japanese Smile是有的,日语的教科书里也提到,这种笑让西方人别扭,中国人也别扭,在完全不应该笑的时候,嘴上挂起一丝微笑,那种感觉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我到现在都不习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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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18 14:24:58 | 只看该作者

日本人喜爱哭穷,中国人喜爱炫富(续)

日本人的表与里(续)
记者:微笑、礼貌、歉让、道谢,日本人脸上好像有一层壳,带着一张面具,你看不到底下的东西。
王选:彬彬有礼本身就是一种距离的保持。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许多外国人到日本去,中国很多人去日本留学,一般都会感觉到这种人为的距离。日本精神分析临床医师土居健郞两本名着《依赖的构造》(第1版1971年,第2版1989年,弘文堂)、《表与里》(1985年,弘文堂)被翻译成英文,以满足特别是英语文化圈的人对于日本人理解的需要。《依赖的构造》2006年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书名为《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依赖”――amae一词在中文里没有完全对等的表达,接近依赖、依附、依存的意思。“amae的构造”指的是人群内部,比如家庭、团体、企业等关系很近的人之间的一种互相依赖的共存关系,这种关系使被绑定的人们不去把道理讲得清清爽爽,是非分得明明白白。土居健郞把这种日本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依赖的构造”。
举一个“构造”内部的例子,80年代末,我在东京的一所商业性的英语教育学校教书打工。那个学校有很多分校,散布在离开市中心有些距离的市镇上,每个分校收来的学费,都放在总部的一个盒子里,不加锁的。放的时候,也没有人点数。我不管收费,所以也不去看那个盒子长什么样子的,再说心里还是有些不适应吧。果然,有一天,说是钱少了。理论上来说,去过总部办公室的所有的人都沦为怀疑对象,包括我在内。这个钱还能找回来吗?
这个“构造”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的独立的存在空间呢?不可能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或者完全一样的人,于是,就得分成“表”与“里”。在结构的群体里,根据关系的绑定,显示的一面是“表”,而私下内心里还护着一个“里”。“表”是社会化需要的角色履行。英文版《表与里》的付标题就是:个人与社会。
日语里面有“私的语言”,这个在中文里没有。举个例子,日本人在公开的场合称呼对方的时候,需要视对方和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来选择称呼,没有中性的“you”这个词;甚至在对方面前提到自己时,也要这么选择合适的称呼,没有中性的“I”这个词。假设说这是“表”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对自己说话,或者脑子里思考的时候,称呼自己和称呼别人就不受以上约束,不必用尊称称呼对方或以谦称称呼自己,以表示对对方按日本礼节应有的尊敬,可以用一些比较随便的称呼,或者带有憎恶喜好色彩的称呼,那就是相对于“表”的“里”了。这种“私的语言”表达还不限于人称。
“障子”遮护下的日本人
记者:《菊花与刀》里边有一句着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话: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甘认摆布,既忠诚不二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等等,而我们日常看到的日本人似乎又在印证这个说法,比如:上班西装革履,下班卧在榻榻米上;拼命工作,加班以致过劳死,下班又疯狂喝酒唱卡拉OK。这是不是就是日本人的表与里?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的性格当中的分裂倾向更大吗?
王选:以上讨论的“依存的构造”和“表与里”是互相作用、相互存在的。日本人不能叛离这种依存结构,于是就有了这种两重性,还不是一般心理学上说的分裂的两重人格,那只是一种表达和表现上的两重性,所以中国人需要习惯于透过这两重来理解日本人。从这点上来说,觉得日本人也活得挺不容易的,他们的自我表达要受到很多的限制和制约。有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有了什么事,可以逃到新疆去,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一辈子不见面。
日本这么小一个国家,逃哪,一逃就到头了,所以我们好歹都得一起过。这令人想起钱钟书说的围城,一个被围了2000年以上的岛国,人就被围成这个样子。日本人有时称日本为“孤岛”,被海洋包围着,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又进不来,连成吉思汗的军队都没打过去。还基本是单一民族。
常常有把中国和日本拿来比的,实际上两个国家在很多基本的方面根本就不对等,不对等怎么比。中国以前是一个天下的概念,历史上融入中国的民族有多少,修了长城都拦不住,融入后又变迁、移民,考证都成了一门很大的学问。中原的开封、南海的泉州还有犹太人呢。而日本人呢,是一个民族,一家子里的人。90年代初有西方人评论说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部落。不过,自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社会也不断开放,日本的年轻人打零工攒了钱就出国,也不在乎“终生雇用制”,没那么别扭了。
我在日本留学时,打工教过托福考试班,班里的学生都到美国、欧洲去留学了。不过大多数日本人学的是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去西班牙学踢踏舞、去法国学烹调、去英国学英国英语、去美国学美国英语,他们的目的都很明确,不像中国人那样在乎学位。后来,日本年轻人转而去传统与文化独特的亚洲、非洲、中东、南美小国家了。
日本人表现得很谈定,但是作为人,肚子里的喜怒哀乐和你我都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铁、电车里秩序好。同时我个人的经验是,上了电车,如果有空座位,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动作快,先坐上了。我算是灵敏的,但是不能和日本人比,他们快捷得像魔术师,不动声色,还温文尔雅。
日本人从小就是这样训练,冬天穿短裤,短裙等等。日本人一般不在别人面前谈自己和家人,在人前袒露,会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们总是用周到的礼貌小心地守着自己的一块“里”的空间。日式房子里有可以拉的纸和木架的门叫“障子”,可以随时拉起来,隔出一个独立的空间,当然“障子”和墙不一样,没有完全隔离的功能,只是“遮挡”,这是一个小巧的国度里的人,又互相依存,又要保持相对独立用的一种道具。
记者: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有一种抑郁、悲观的一面。日本人似乎有一种怕被抛弃,被群体抛弃的感觉,他们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忠诚度特别高,这有什么社会、制度和文化原因吗?
王选:日本人有保险、社会福利制度,这次地震海啸,政府也出来说买单。日本老百姓知道有人会来管他们,有安全感。这是日本人淡定的物的基础吧。再说“依赖的构造”中的所有人都同样遭遇。
中国人没有这种安全感,历史上,中国人往往依靠家族、亲戚的帮助避难救灾。再说中国主流信息会堵塞,即使有,小百姓也会觉得不可靠,宁愿相信小道消息,中国人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救自己。
中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隐忍有秩序?那怎么可能!中国就是一个插队的社会嘛,大家都找关系,不就是插队吗。当然现在社会提供的服务多起来了,插队的必要性在降低,高铁、高速公路,不插队、不争先恐后也能坐上火车上舒适的座位。不过,还是经常遇到有年轻人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起身的告诉你,请你换到另外一个原来他或她的座位上去,也不管你是否乐意。日本的新干线坐了20多年了,还从来没遇见过一次换座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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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18 14:27:49 | 只看该作者

日本人喜爱哭穷,中国人喜爱炫富(续)

装在框框里的日本人 (续)
记者:初到日本看到街上的招牌很多汉字,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长得差不多,会让人以为两国很相似;再深入了解,又发现日本很现代,很西方。而实质上日本不东也不西,有的学者说,日本好似洋葱,剥掉东方的,剥掉西方的,核心什么也不剩了。
王选:从民族形成到国家的形成,日本和中国都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我看到对杨丽萍的一个访谈,觉得她真了不起,白族,那么小的一个民族,但她对本民族的文化那么的自信和骄傲,用她美丽无比的舞蹈挑逗着现代社会的凡俗,呼唤着我们基因里的远古的记忆。哇,太了不起了。中国在这方面和美国像,就是移民组合的国家,多民族,多文化的基因混合。只是移民的时代和条件很不同,融合的过程很长很曲折。南宋小朝廷所在地杭州市民吵架时,第一句话往往会说:“你是从拉里来的?”。
日本人成天在一起,又不能得罪别人,只有把自己适当的包起来。日本人离开这个“场”,置身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场”,原来的压力系统突然没了,会手足无措,原来被框在那里的东西会反弹出来,日本军队侵略战争中的大量暴行,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土居健郎的《依赖的构造》里也提到了:
“所谓‘出门在外,无所顾忌’。就是说在家门口时,均进进出出礼貌待人,谨言慎行,一旦到了异国他地,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曾多次遭受外国人的非难和指责。”
所以人的内在的修养,也就是懂得道理,按照道理去行为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
话说回来,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外国,没有那么不自在了。由于从小就要参加很多体育活动和训练,他们一般来说体格健康,再加上礼貌的举止,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
日本经济起飞之后,引起西方的关注,许多人到日本,那时候出了不少英语写的有关日本的书,日本人称这类书为“日本人论”,日本人自己也写。戴季陶也写过《日本论》,很是经典,就是说不过时。
日本人说他们的文化是“be”文化,是顺其自然而存在的,被动的文化,而西方是“do”文化,是采取行动的,主动的文化。日本人身上的许多规矩,是被从外部加于的。任何东西都被装进一个框框里,规范着,所谓“型”,模型的“型”,也是方式的意思。而中国人讲究内在的修养,所谓修身养性,从内修出来。日本是一个“型”的社会,型在社会行为、习俗中被刻意遵守,强调,“型”也就成了它本身的意义,日本人在对“型”的遵守中,寄托了美学。
比如说一个礼品,至少有三层包装,最后放入一个带着漂亮图案的口袋,每一层包装都是令人叹息的美丽,里头可能就是一块豆腐。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打开的过程中,显出的一层又一层的精巧和色彩,往往又是上品的,给人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呢。这也是节俭的日本人的一种奢侈吧。那些包装用的纸和盒子我从来不舍得扔掉。低碳经济。
在日本“型”几乎是不能破的,如果你送人的礼物只有两层包装,那就还不是不到位的问题,而是一,失礼;二,你错了。在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不能推翻的,不像中国,农民、乞丐也可以当皇帝,只要你有本事把原来的皇帝打倒在地。
日本制作军人佩刀的匠人,只管把刀作得坚韧、锋利无比,这就是他的价值。至于锋利的刀,终究是要用来架到人的脖子上这回事,他们是不问的。这是伦理的缺失。形式成为本质,就像京剧,一招一式里的美,日本的茶道、柔道里的规范、规矩也是这样。
那时候的西方人的“日本人论”里,一般都认为日本社会是confirmative,也就是说“顺应型”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顺其者昌”,这种社会使得人人都遵守统一的“型”,和大家同样是最为安全的,不一样,往往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甚至白眼。日本人常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怪呀”,女人们还延长每一个音节的说。神户小山上被游览的小洋楼被叫做“异人馆”,那是猫眼睛的西洋人造的。
90年代初,我在筑波大学读书的时候,便宜的学生宿舍期满不能再住了,就搬到了一个圈起来的单栋民房小区,因为住的是各种“异人”留学生,以色列、法国、希腊、伊朗、阿根廷、巴西人...,当地日本人叫那个地方“外人动物园”。
日本的依托式民主
记者: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错位,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很了不起,素质高,有秩序,但是也有日本人认为就是这点不好,是被压抑出来的?
王选:说日本是高压社会,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日本人自己也这么说。90年代初日本人有钱了,男女老少出国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美国。到了美国,日本人有两大惊叹,哇!美国实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国的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攻击性的性格。他们告诉我,在美国,你要生存,不能是日本式的谦让、礼貌和淡定。
日本人的“淡定”,好几年前,我也领教过。有一次我坐新干线从东京回关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车子开得很慢,过了一阵子,车上广播用一种非常机械、低闷、乏味的语调说,因为前方大雨,车子不得前行,非常抱歉。然后车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哪。
全车厢的人,没有一个人吭一声,也没有一个站起来。日本人可能平时上班挺累的,这么一来,正好睡上一觉,再说这是由于自然界不可逆转的原因,迟到了也无可指责。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夜,车厢里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实在单调难忍,边上那个三四十岁的日本男人一点动静也没有。灯光昏暗,又不能拿出书来读。突然广播里又叽里咕噜的讲了几句,还是那么沉闷乏味的声音,列车慢慢的开了,把我们拉到离东京不远的静冈站停了下来,车门刺拉的开了,大家下去活动,我也跟着大家一起下车。
跺着脚原地跳动的时候,和边上那个人打了个照面,他人模人样的笑了笑,眼睛还是亮的。几分钟后,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静。车子一路开到关西,已经是第二天早晨。那一个交换的笑容,是一夜中,我和同一车厢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点像村上春树的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啥都不问,不必问,他绝对信任新干线的处理,二是他也别无选择。
那种把自己的权利全部交给他者,对外在的秩序、规范,甚至于政治的绝对依托,日本人称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种依存结构的社会心理吧。这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来应该是要自己来行使、管理自己的权利的。
记者:“依托式民主”?
王选:阿姆斯特丹大学荣誉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观察家,他在最近日本地震后发表的文章中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日本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中,他从来没有将日本人视为“隐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们都是正派的人。他们不愿意借自己的苦难而给他人添麻烦。他们相信并且依赖由精英组成的日本高层,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向以来日本人都是这样相信的。就像那次雨中停车,没有一个人去怀疑,去询问,他们相信事情有担当的人在那里处理,他们是在被照应的,不添乱就行了。
这次海啸暴露出这种依托式民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产生的缺陷还可能致命。少了监督,精英难免怠惰,管理难免错误。自民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党政权想改变官僚政治,显然遭到了一个死板僵化的结构性的阻碍。此间,随着金融危机,地震就来了。
战后,日本人曾经认为都是那些精英把日本搞得一团糟。二战前日本奉行精英政策,当时是军事学院成绩最好的人进日军参谋总部,而不是品行最好的人。所以日本战后一直强调平等教育,学校里面不排名次。
缺乏对精英的监督是很要命的。东京电力有十几个副社长。日本社会有个惯例,部里的高级官僚退休后,就到东京电力这样的大企业里任职,称为“高官空降”。比如通产省的高官下来很多人都到了大企业里,日本官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前一段时间菅直人政府废止这种惯例的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大企业和自民党的关系可以用千丝万缕来形容,一般是国家把政策性的大项目拨给那些大企业,大企业从政府拿到大单子,再转手承包给中小企业,包括进出口的配额。大企业靠这些退下来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国家的政策也靠这些大企业来支持,大企业也把自己手里的选票交给自民党。
东京电力这次受到日本媒体的质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为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内幕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断。
反正这一震把日本的问题也给震出来了,菅直人说这次对日本的打击超过了战争,我想是没有的,但是肯定是战后最大的。中国人在赞赏日本人的隐忍,我想还是再看一阵子再去评价。日本是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战后美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有一句名言,说日本是一个不需要爱国教育的国家。
记者:我们是否过于关注日本的经济奇迹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日本?你这几十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王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关注,一直以来都集中在经济方面,也有一叶障目的倾向。我们是从我们自身的需要出发,来看日本的,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所以就用经济的有色眼镜去看日本,全是经济,几乎没有别的。前面提到的土居健郎的名着,中文版的出版比英文版晚了20年,两本名着中还只有《依赖的构造》有中文版。还有一种就是用侵华战争的历史印象去看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战后的一段视而不见。
3月27日,一些日本市民也起来反对核电站建设了,他们要求“停止全部核电站运营”、“更换能源政策”。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均衡发展就成为课题。中国目前的发展有些地方和日本50、60年代很像。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到我们村里做细菌战受害农村社会调查,他在中国很多农村社会做过调查。他说中国现在和日本急速发展的时候很像,GDP增长很快,但空气、河流污染,良田消失,他说中国不能重复日本的错误。1994年,我陪日本中小企业家到中国市场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对我说,中国千万不要搞成像日本那样。那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7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人老是要夸耀他们国家贫富差异小,按他们的说法是一亿中产阶级。那时候不理解,现在才有点明白过来。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让日本人非常吃惊。一濑律师和我讲,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国游客在银座购买奢侈品。我从来没有在银座昂贵的高级百货店买过东西,如果不是土屋律师的事务所在那里的话,恐怕到现在都还不一定去。周围的80年代出国的穷留学生里头,那时只有我家订了一份报纸,还是英文的,剪报还存着,有两大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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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隐忍有秩序?那怎么可能!中国就是一个插队的社会嘛,大家都找关系,不就是插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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