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老牛,此老牛并非是猪狗牛羊之牛,而是我三十多年前在畜牧场当知青时的战友。老牛生得高高大大,高高的个子,大大的脸盘,大大的眼睛,大大的嗓门儿。当年在畜牧场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是保卫组民兵,职责是在场区巡逻,看家护院(好像是在说狗)。老牛呢,当年他在农田一队看场院。我跟另一个民兵小邱每天晚上10点多钟从场部、家属房、宿舍、农田一队、食堂、机修车间、积肥队、机耕队、畜牧队、酒厂一路巡逻过来,最后就到了农田一队场院,这时候,老牛跟另一个看场院的人都已经是精精神神的在场院的窝棚里等着我们。因为我们的任务之一是看各个单位打更的人是否在岗、是否在工作而不是在睡觉。开始时老牛跟我说话很谨慎,后来熟了,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老牛出身于高干家庭,他父亲在延安抗大时,曾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一个学习小组。到了文革前,他老人家已经是行政11级的高级干部了,当时任哈尔滨市政府某局局长。文革中由于在历史上有一段做地下工作的经历而被打成“特嫌”(即特务嫌疑的简称)。被“特嫌”后,其全家被从哈尔滨当时的高级住宅区道里区经纬二道街30号大院驱赶到哈尔滨市道外区东内史胡同副10号大院,这个大院当时人称黑帮大院。当年他们家与之为邻的都是形形色色的“坏分子”、“黑帮”,在这些人中有后来平反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怡,有后来的哈尔滨市市长王化成,有哈尔滨市文联副主席沙青,等等等等,当年均为黑帮。从高级住宅区一下子坠入了黑帮大院,反差何其之大,对子女的心理冲击尤为强烈。这样一种家庭背景决定了老牛谨小慎微的处事风格。尽管如此,天长日久,他的与众不同就藏不住了。跟其他知青比,他太文明了,从不说脏话,也有学问,他读的书很多,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听他娓娓道来,很是迷人。再后来,他当兵了。再后来,他复员了。再后来,他调入了检察机关。再后来,他提职了当官了。再后来,他写了一个描写文革10年的剧本。再后来,他把他的女儿培养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才生。总之这三十多年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都很大,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依然是那么真挚而单纯。
(我刚才把上述内容读给了他——读到最后我都要流泪了,请他看看有没有什么内容是失实的,他说:“没有失实的,但是你怎么不把你躲在卫生所旁边然后突然冲出来照我软肋就来了一拳,打得我疼了两周的事儿写出来呢?”那时候年轻,闹着玩儿没有轻重,现在想起来还有愧疚,当时也没说句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