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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8 14: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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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喜爱哭穷,中国人喜爱炫富(续)
装在框框里的日本人 (续)
记者:初到日本看到街上的招牌很多汉字,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长得差不多,会让人以为两国很相似;再深入了解,又发现日本很现代,很西方。而实质上日本不东也不西,有的学者说,日本好似洋葱,剥掉东方的,剥掉西方的,核心什么也不剩了。
王选:从民族形成到国家的形成,日本和中国都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我看到对杨丽萍的一个访谈,觉得她真了不起,白族,那么小的一个民族,但她对本民族的文化那么的自信和骄傲,用她美丽无比的舞蹈挑逗着现代社会的凡俗,呼唤着我们基因里的远古的记忆。哇,太了不起了。中国在这方面和美国像,就是移民组合的国家,多民族,多文化的基因混合。只是移民的时代和条件很不同,融合的过程很长很曲折。南宋小朝廷所在地杭州市民吵架时,第一句话往往会说:“你是从拉里来的?”。
日本人成天在一起,又不能得罪别人,只有把自己适当的包起来。日本人离开这个“场”,置身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场”,原来的压力系统突然没了,会手足无措,原来被框在那里的东西会反弹出来,日本军队侵略战争中的大量暴行,和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土居健郎的《依赖的构造》里也提到了:
“所谓‘出门在外,无所顾忌’。就是说在家门口时,均进进出出礼貌待人,谨言慎行,一旦到了异国他地,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日本人的这种习惯曾多次遭受外国人的非难和指责。”
所以人的内在的修养,也就是懂得道理,按照道理去行为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
话说回来,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于外国,没有那么不自在了。由于从小就要参加很多体育活动和训练,他们一般来说体格健康,再加上礼貌的举止,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
日本经济起飞之后,引起西方的关注,许多人到日本,那时候出了不少英语写的有关日本的书,日本人称这类书为“日本人论”,日本人自己也写。戴季陶也写过《日本论》,很是经典,就是说不过时。
日本人说他们的文化是“be”文化,是顺其自然而存在的,被动的文化,而西方是“do”文化,是采取行动的,主动的文化。日本人身上的许多规矩,是被从外部加于的。任何东西都被装进一个框框里,规范着,所谓“型”,模型的“型”,也是方式的意思。而中国人讲究内在的修养,所谓修身养性,从内修出来。日本是一个“型”的社会,型在社会行为、习俗中被刻意遵守,强调,“型”也就成了它本身的意义,日本人在对“型”的遵守中,寄托了美学。
比如说一个礼品,至少有三层包装,最后放入一个带着漂亮图案的口袋,每一层包装都是令人叹息的美丽,里头可能就是一块豆腐。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打开的过程中,显出的一层又一层的精巧和色彩,往往又是上品的,给人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呢。这也是节俭的日本人的一种奢侈吧。那些包装用的纸和盒子我从来不舍得扔掉。低碳经济。
在日本“型”几乎是不能破的,如果你送人的礼物只有两层包装,那就还不是不到位的问题,而是一,失礼;二,你错了。在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不能推翻的,不像中国,农民、乞丐也可以当皇帝,只要你有本事把原来的皇帝打倒在地。
日本制作军人佩刀的匠人,只管把刀作得坚韧、锋利无比,这就是他的价值。至于锋利的刀,终究是要用来架到人的脖子上这回事,他们是不问的。这是伦理的缺失。形式成为本质,就像京剧,一招一式里的美,日本的茶道、柔道里的规范、规矩也是这样。
那时候的西方人的“日本人论”里,一般都认为日本社会是confirmative,也就是说“顺应型”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顺其者昌”,这种社会使得人人都遵守统一的“型”,和大家同样是最为安全的,不一样,往往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甚至白眼。日本人常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怪呀”,女人们还延长每一个音节的说。神户小山上被游览的小洋楼被叫做“异人馆”,那是猫眼睛的西洋人造的。
90年代初,我在筑波大学读书的时候,便宜的学生宿舍期满不能再住了,就搬到了一个圈起来的单栋民房小区,因为住的是各种“异人”留学生,以色列、法国、希腊、伊朗、阿根廷、巴西人...,当地日本人叫那个地方“外人动物园”。
日本的依托式民主
记者: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错位,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在大灾难面前很了不起,素质高,有秩序,但是也有日本人认为就是这点不好,是被压抑出来的?
王选:说日本是高压社会,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日本人自己也这么说。90年代初日本人有钱了,男女老少出国旅游,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美国。到了美国,日本人有两大惊叹,哇!美国实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国的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攻击性的性格。他们告诉我,在美国,你要生存,不能是日本式的谦让、礼貌和淡定。
日本人的“淡定”,好几年前,我也领教过。有一次我坐新干线从东京回关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车子开得很慢,过了一阵子,车上广播用一种非常机械、低闷、乏味的语调说,因为前方大雨,车子不得前行,非常抱歉。然后车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哪。
全车厢的人,没有一个人吭一声,也没有一个站起来。日本人可能平时上班挺累的,这么一来,正好睡上一觉,再说这是由于自然界不可逆转的原因,迟到了也无可指责。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大半夜,车厢里连打呼噜的声音也没有,实在单调难忍,边上那个三四十岁的日本男人一点动静也没有。灯光昏暗,又不能拿出书来读。突然广播里又叽里咕噜的讲了几句,还是那么沉闷乏味的声音,列车慢慢的开了,把我们拉到离东京不远的静冈站停了下来,车门刺拉的开了,大家下去活动,我也跟着大家一起下车。
跺着脚原地跳动的时候,和边上那个人打了个照面,他人模人样的笑了笑,眼睛还是亮的。几分钟后,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静。车子一路开到关西,已经是第二天早晨。那一个交换的笑容,是一夜中,我和同一车厢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点像村上春树的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啥都不问,不必问,他绝对信任新干线的处理,二是他也别无选择。
那种把自己的权利全部交给他者,对外在的秩序、规范,甚至于政治的绝对依托,日本人称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种依存结构的社会心理吧。这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来应该是要自己来行使、管理自己的权利的。
记者:“依托式民主”?
王选:阿姆斯特丹大学荣誉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观察家,他在最近日本地震后发表的文章中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日本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中,他从来没有将日本人视为“隐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他们都是正派的人。他们不愿意借自己的苦难而给他人添麻烦。他们相信并且依赖由精英组成的日本高层,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向以来日本人都是这样相信的。就像那次雨中停车,没有一个人去怀疑,去询问,他们相信事情有担当的人在那里处理,他们是在被照应的,不添乱就行了。
这次海啸暴露出这种依托式民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产生的缺陷还可能致命。少了监督,精英难免怠惰,管理难免错误。自民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党政权想改变官僚政治,显然遭到了一个死板僵化的结构性的阻碍。此间,随着金融危机,地震就来了。
战后,日本人曾经认为都是那些精英把日本搞得一团糟。二战前日本奉行精英政策,当时是军事学院成绩最好的人进日军参谋总部,而不是品行最好的人。所以日本战后一直强调平等教育,学校里面不排名次。
缺乏对精英的监督是很要命的。东京电力有十几个副社长。日本社会有个惯例,部里的高级官僚退休后,就到东京电力这样的大企业里任职,称为“高官空降”。比如通产省的高官下来很多人都到了大企业里,日本官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前一段时间菅直人政府废止这种惯例的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大企业和自民党的关系可以用千丝万缕来形容,一般是国家把政策性的大项目拨给那些大企业,大企业从政府拿到大单子,再转手承包给中小企业,包括进出口的配额。大企业靠这些退下来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国家的政策也靠这些大企业来支持,大企业也把自己手里的选票交给自民党。
东京电力这次受到日本媒体的质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为的因素?有没有什么内幕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断。
反正这一震把日本的问题也给震出来了,菅直人说这次对日本的打击超过了战争,我想是没有的,但是肯定是战后最大的。中国人在赞赏日本人的隐忍,我想还是再看一阵子再去评价。日本是民族意识很强的国家,战后美国第一任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有一句名言,说日本是一个不需要爱国教育的国家。
记者:我们是否过于关注日本的经济奇迹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日本?你这几十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又有什么变化,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王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关注,一直以来都集中在经济方面,也有一叶障目的倾向。我们是从我们自身的需要出发,来看日本的,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所以就用经济的有色眼镜去看日本,全是经济,几乎没有别的。前面提到的土居健郎的名着,中文版的出版比英文版晚了20年,两本名着中还只有《依赖的构造》有中文版。还有一种就是用侵华战争的历史印象去看当今的日本和日本人,战后的一段视而不见。
3月27日,一些日本市民也起来反对核电站建设了,他们要求“停止全部核电站运营”、“更换能源政策”。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均衡发展就成为课题。中国目前的发展有些地方和日本50、60年代很像。日本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到我们村里做细菌战受害农村社会调查,他在中国很多农村社会做过调查。他说中国现在和日本急速发展的时候很像,GDP增长很快,但空气、河流污染,良田消失,他说中国不能重复日本的错误。1994年,我陪日本中小企业家到中国市场做调查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对我说,中国千万不要搞成像日本那样。那时候,我都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7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人老是要夸耀他们国家贫富差异小,按他们的说法是一亿中产阶级。那时候不理解,现在才有点明白过来。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让日本人非常吃惊。一濑律师和我讲,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国游客在银座购买奢侈品。我从来没有在银座昂贵的高级百货店买过东西,如果不是土屋律师的事务所在那里的话,恐怕到现在都还不一定去。周围的80年代出国的穷留学生里头,那时只有我家订了一份报纸,还是英文的,剪报还存着,有两大箱。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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